东汉末年曹氏政权中告密之风盛行，这与当时政局动荡、统治者与有才之士不能彼此相互信任密切相关。在曹操的默许和纵容下，告密之风先后给东汉以来的世家大族以及曹氏政权之功臣以重大打击。曹操封魏王之后，随着曹魏政权的巩固和发展，告密者的告密行为也开始被校事制度所代替，曹氏政权中的告密之风也逐渐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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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末年，曹操政权中常常出现一种没有录出姓名的“白”{1}者的告密行为。关于这一现象，《三国志》《通典·职官典》《三国会要·职官》以及今人所编的各种典籍、著作都没有记载和解释，翻阅《史记》《汉书》《后汉书》，也没有找到类似于曹操时期的这种“白”者的告密行为。但这种告密之风的盛行，给东汉末年曹操政权中的许多士人以沉重的打击，故有必要对这一现象进行解读。本文将通过《三国志》等史料记载的内容，对曹操时期这一特殊历史现象出现的具体表现、背景原因及告密特点等方面进行探究。
一、东汉末年曹氏政权告密之风盛行的表现
这一时期，告密之风盛行的表现之一就是“白”者的频繁出现。通过翻阅《三国志》等相关史料，我们可以发现魏国建立前后史籍上多次出现过向曹操告密的“白”者。《后汉书·杨修传》“人有白修与临淄侯曹植饮醉共载，从司马门出，谤讪鄢陵侯章。太祖闻之大怒，故遂收杀之。”{2}按此处“章”应为曹操子、曹植弟曹彰，《续汉书》字体有误。
此外，关于曹操时期告密行为盛行的记载还有几处：《三国志·崔琰传》注引《魏略》说许攸在官渡之战后，自以为功高，每轻视于曹操，后“人有白者，遂见收之”。{3}同书同传注引《魏略》载娄圭在与曹氏父子共同出游的过程中，因说“此家父子(曹氏父子)，如今日为乐也”，致使“人有白者，太祖以为有腹诽意，遂收治之”。{4}据卢弼《三国志集解》引文中“此家”胡三省注曰“犹言此人也”，{5}按娄圭仅因未用曹操尊号称之而获罪。此外同传注引《吴书》载娄圭事与上同，只是说当时南郡习授与娄圭同坐，告发娄圭的人就是习授。又《三国志·崔琰传》中，崔琰因为评论同僚杨训所上的贺表而被问罪。其实崔琰“本意讥论者好谴呵而不寻情理也”，但“有白琰此书傲世怨谤者，太祖怒……遂赐琰死”。{6}同书同卷《毛玠传》还载“崔琰既死，玠内不悦。后有白玠者……。太祖大怒，收玠付狱”，还好“时桓阶、和洽进言救玠。玠遂免黜，卒于家”。{7}《三国志·和洽传》载此事时，曹操说：“今言事者白玠不但谤吾也，乃复为崔琰觖望。此损君臣恩义，妄为死友怨叹，殆不可忍也。”{8}按此处“言事者”即为告密者，告密者为谁不得而知，但从曹操的语气中可见其对告密活动的支持和对被告发者之痛恨。
东汉末年，曹氏政权中还有虽然没有出现“白”这一字眼，但又明确可以断定属于告密者所为的事件。这些也可以作为告密之风盛行的一个表现，曹操重要谋臣荀彧的遭遇即是一例。《三国志·荀彧传》注引《献帝春秋》记载：董承因阴谋诛杀曹操被处死之后，献帝皇后伏氏在给她父亲伏完的书信中，说献帝因曹操杀董承而不满。伏完让荀彧看此书信，“彧恶之”。伏完又让其亲属樊普看此书信。后来曹操知晓此事，但他暗隐不发。荀彧“恶之”，是他不同意曹操杀董承的做法。但为求自保，他又不得不向曹操屈服。故荀彧“后恐事觉，欲自发之”，并荀彧亲自到邺城建议曹操废伏皇后而立曹操女儿为后，以表其忠心。但“太祖曰：‘卿昔何不道之?彧阳惊曰：‘昔已尝为公言也。太祖曰：‘此岂小事而吾忘之!彧又惊曰：‘诚未语公邪!昔公在官渡与袁绍相持，恐增内顾之念，故不言尔。太祖曰：‘官渡事后何以不言?彧无对，谢阙而已。太祖以此恨彧，而外含容之，故世莫得知”。{9}由这一段不留情面的对话可知，曹操对荀彧看到伏皇后书信后的态度早就知晓。至于曹操如何知晓，很可能是有告密者在活动，而伏完妻弟樊普很可能就担任这一角色。又根据荀彧“后恐事觉”可知，他本人对曹操政权中出现的这一告密之风，很可能是早就有所察觉的。
总而言之，不管是告密者的主动告发，还是曹操自己有意为之，这一时期曹氏政权中的告密之风十分盛行，以至于连荀彧这样的重要谋臣，曹操也不曾放过。为何曹氏政权中告密之风会如此盛行?为何曹氏政权中的众多士人都会受此牵连?这些疑问恐怕只能从当时的社会大背景和曹操本人两个方面来理解。
二、告密之风的背景原因
东汉末年，董卓专政，各路诸侯以诛董卓的名义，纷纷立割据政权于关东地区。曹丕《典论》自序中说当时各种割据势力“大者连郡国，中者婴城邑，小者聚阡陌，以还相吞灭”，{10}足以说明当时关东地区割据势力之多，社会动荡之剧。在这一背景下，汉室群龙无首，知识分子仕途受阻，且其人身安全受到极大威胁。而各种割据势力都欲称王称霸，又为这些知识分子入仕和保身打开了方便之门。于是当时就出现了“士大夫莫不择所从，以为全身远害之计”{11}的普遍现象。从后来曹操集团用人以颍川、汝南世族为主、孙权集团用人以淮泗和江东世族为主、刘备集团用人以荆州和巴蜀为主，可以看出，是时人才流动规模的巨大。
但这一时期，封建割据势力在不断的对抗、兼并的过程中，总是呈现出一种“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局面，所以随之而来的就是人才的进一步流动变化。为了确保身家性命和施展才华，有识之士总会在旧主势衰之际，投靠新主以保安全和地位。按官渡之战之前，曹弱袁强之势明显，许下(许昌)及军中文武大臣与袁绍暗中互通，以身家性命为计而游离于两强之间，不能说不是这一时代背景下，很多有识之士的共同心理。
对于割据者来说，士人出谋划策之能力对当局极为重要。故曹操虽然“性忌”，但为了安抚曹氏内部之力量，他也只能把从袁绍处得来的文书“皆焚之”。但曹操用人一向以权术知名，故清人赵翼在比较三国之主用人异同时说“曹操以权术相驭”。{12}“权术”一词语出自《尹文子·大道下》：“奇者，权术是也;以权术用兵，万物所不能敌。”{13}可见“权术”一词最早用于军事，之后宋人叶适又有“三代圣王，有至诚而无权术”{14}一语。可知随着时代的发展，“权术”一词已广泛应用于“圣王”治国的各个方面。东汉末年，知识分子的投机心理已经违背了“至诚”之意，故曹操以权术来驾驭群臣也更心安理得。所以这一时期告密行为的出现，且在曹操的默许和纵容之下愈演愈烈，正是在君臣之间不能“至诚”的社会大背景下发生的。
当然关于曹操时期告密之风盛行，除了双方都违背了“至诚”原则这一大背景之外，还与曹操本人的性格及其家族背景密切相关。曹操性格本就多疑，关于此点，史料记载极多：《三国志·刘表传》注引《零陵先贤传》“太祖心忌不疑(周不疑)，欲除之”;{15}同书《崔琰传》还载“太祖性忌，有所不堪者，鲁国孔融……皆以恃旧不虔见诛”。{16}由此也可看出，虽然曹操总是公开倡导“唯才是举”，但只要这些人才不合其意，势必会受到打击。还要指出的是，东汉末年“性忌”之人除了曹操，袁氏兄弟、刘表、孙策等也都是如此。可见“性忌”在当时是割据者的通病。当然，这一现象的出现也同君臣之间不能“至诚”的时代大背景密切相关。
另外曹操为阉宦曹腾之后，虽然经过努力，他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当时社会对自己的看法，但与“四世三公”的杨彪、“四世五公”的袁氏等儒家世族相比，{17}其儒学修养和家族地位自然被视为低下。此外，就连当时曹操政敌的谋臣，也多以曹操身份的尴尬而辱他。如陈琳为袁绍所作讨伐曹操的檄文中就提到“操赘阉遗丑，本无令德，僄狡锋侠，好乱乐祸”。{18}儒学修养和家族地位之低与曹操政治地位之高所形成的反差，必然会使曹操在面对以这些人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时，在身份上处于尴尬的境地。所以在政治上加强对东汉以来的世家大族及名士名臣的控制，对维护曹操权威来说，就变的极为重要。日本学者金文京指出，曹操“对清流派文人及官僚都多少怀有自卑感。控制知识界……可以说是这种自卑感的产物”。{19}当然，这里的“自卑感”仅就曹操本人的家族出身和儒学修养而言，与曹操本人作为政治家、军事家，在文化上形成的慷慨气势有别。
三、东汉末年告密之风的特点
首先可以确定的是，东汉末年告密之风的盛行并没有长期存在于曹魏政权之中，它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关于曹操时期“白”者的告密行为，《三国志》记载最早的时间就是建安五年，《后汉书》记载在这一年董承因密谋诛杀曹操而被杀。另外《晋书》记载曹操对司马懿的“密而刺之”也发生于此年。之后，许攸因“从行出邺东门，顾谓左右曰：‘此家非得我，则不得出入此门也”{20}而被告发，死之。按《三国志·武帝纪》载，曹操平定邺城时间为建安九年，许攸既然能从邺城东门出入，可见他应该死于邺城归曹操后的建安九年。另外，娄圭被杀于曹操平定河北之后;荀彧又死于建安十七年。可知娄圭的死应在建安九年至建安十七年之间。建安十八年曹操称“魏公”，建安二十一年又称“魏王”。这一年崔琰被杀，毛玠被黜。又根据《三国志·曹植传》“二十二年……植常乘车行驶道中，开司马门出。太祖大怒……”{21}和上面所引《后汉书》注引《续汉书》比较，可知杨修应死于建安二十二年。{22}此后，《三国志》再也没有出现有关“白”的告密行为的记载。由此可以推断，曹操时期告密之风存在的时间应该主要在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建安元年到建安二十一年之间。这一时期是曹操从群雄争霸，到逐步建立政权的关键时期。而建安二十二年的杨修事件，只能说是告密之风的回光返照。建安二十一年之后，尤其是曹魏政权建立之后，曹魏出现有专门负责“刺举”一事的校事制度。{23}它可以代表皇帝公开进行特务活动，故告密者的行为就很自然的为校事制度所取代。
另外，以建安十八年为界，我们可以把告密之风盛行的时间分为两个时期。建安十八年之前，曹操在名义上是东汉政府的丞相，还未被封魏王或魏公。这就意味着曹氏政权并没有公开确立，故曹操对告密行为的处理还是很低调的。如曹操早期对司马懿是“密刺之”，没有态度;对荀彧也是“以此恨彧，而外含容之，故世莫得知”;对许攸、娄圭也只是“遂见收之”“遂收治之”。但是建安十八年之后，曹操对被告发者的惩罚和处置却显得越来越公开，如曹操对崔琰“太祖怒……遂赐琰死”;对毛玠“太祖大怒，收玠付狱”，并且朝臣也被卷入为毛玠讨情;对杨修曹操更是“闻之大怒，故遂收杀之”，毫不留情。又从上面所引《三国志·和洽传》中曹操直言不能再忍受类似于崔、毛这样的行为，亦可知曹操对告密一事态度变化之大。曹操不再容忍被告发者，归根到底是因为建安十八年曹操封魏公，二十一年其又被封魏王，曹魏统治政权基本巩固，东汉政府名存实亡，曹操已经不用再低调处理被告发者的罪行。
建安十八年之后，告密之风所告发的对象又开始扩大。上面说过，建安十八年以前告密者告密行为的对象总体上来讲是儒家世族及当时名士。但建安十八年之后，东汉以来的世家大族在继续被打击的同时，为曹氏政权的建立出力甚多的功臣也开始被告发。世家大族被打击的现象主要代表是杨修。杨修出身弘农杨氏，其祖先杨喜在汉高祖时就封赤泉候。杨修父为汉司空杨彪，杨彪曾祖乃东汉开国功臣太尉杨震，史载“杨氏载徳，仍世柱国”。{24}但汉末杨彪就险些被曹操杀害，而杨修则因“白”者告密而最终被杀。曹氏政权建立的功臣中，崔琰“好击剑，尚武事”，{25}毛玠亦“少为县吏”，{26}可见两人出身并不高。{27}两人在曹氏政权中“并典选举”，{28}掌握着曹魏政权的选士大权，是跟着曹操一路走来的功臣。明人王夫之还认为“曹氏始用崔琰、毛玠，以操切治臣民，而法初立”。{29}但曹操仅仅因为一句流言就毫不留情的或废黜或杀害二人，说明随着汉末儒家大族及名士的影响的逐渐淡化，曹操已经开始公开把“刺举”行为深入到统治阶级内部。当然，这一现象的出现是曹魏政权稳定之后，通过打击权臣，来提高皇权权威的结果。
东汉末年曹氏政权中告密之风的盛行，与当时社会的动乱、有识之士和割据势力之间不能“至诚”有很大关系。在这一社会大背景下，再加上曹操本就“性忌”以及其家族出身之低下，导致了在曹操默许和纵容下的告密之风，在北方显得特别盛行和突出。建安二十一年曹操封魏王后，尤其是曹丕称帝之后，告密之风因校事制度的实施而逐渐消失。
同时以建安十八年曹操封魏公为界，之前被告发的主要是以颍川荀氏、河内司马氏等为代表的东汉以来的世家大族和名士;建安十八年之后，曹操在继续打击以弘农杨氏为主要代表的旧的世家大族的同时，把主要精力放在清洗以崔琰、毛玠为代表的曹氏功臣身上，以显示新生的曹魏政权的不可侵犯性。同时随着统治政权的稳定，曹操对告密者的行为从最初的低调处理，转化为公开打击，使得这种告密之风也越来越具公开性。
注 释：
{1}《史记》《汉书》《后汉书》中关于“白”的各种意象的应用十分普遍，本文的“白”采其动词之意。故纵观前三史，多有“太后(王太后)白武帝”“霍光白帝”“梁冀白太后”等现象，但此处“白”意为告诉之意，还没有《三国志》中“白”带有报告、告密之意。
{2}后汉书·卷54·杨修传.续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1790，1374，369，370，373，367.
{3}④⑥{16}{20}{25}三国志·卷12·崔琰传.魏略.中华书局，2011. 373.
{5}卢弼.三国志集解·卷12·崔琰传.胡三省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1164.
{7}{26}{28}三国志·卷12·毛玠传.中华书局，2011.376，374，374.
{8}三国志·卷23·和洽传.中华书局，2011.656.
{9}三国志·卷10·荀彧传.献帝春秋.中华书局，2011.318.
{10}三国志·卷02·文帝纪.典论.北京：中华书局，2011.89.
{11}洪迈.容斋随笔.卷十二“汉士择所从”条.济南：齐鲁书社，2007.125.
{12}赵翼.廿二史札记.北京：中华书局，1984.140.
{13}诸子集成·卷06·尹文子.北京：中华书局，1996.09.
{14}叶适.水心集·卷21.北京：中华书局，1983.81.
{15}三国志·卷6·刘表传.零陵先贤传.中华书局，2011.216.
{17}赵翼《廿二史札记》“四世三公”条载“二家代以名德，为国世臣，非徒以名位门第相高”，可见弘农杨氏、汝南袁氏文化和名望之高。
{18}三国志·卷06·袁绍传.中华书局，2011.197.
{19}金文京.三国志世界·后汉三国时代.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54.
{21}三国志·卷19·曹植传.中华书局，2011.5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