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的诗歌创作具有独特的审美理念，那就是追求“真我”，崇尚“自然”，这也是正始美学思想的核心内容。因此，陶渊明的诗歌创作是明显受到了正始美学思想的影响的。接下来小编简单介绍一篇优秀美学论文。
陶渊明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位有着杰出成就的诗人，他把田园生活的题材带进了诗歌中，开创了田园诗这一诗歌类型，为我国诗歌开拓了一个新的创作领域，为后代田园诗的创作做出了榜样。他也是一位具有鲜明个性特点的诗人。一方面，作为一个生活在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他不可避免地受到传统儒学思想的熏陶，“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其十六)，所以他也曾有“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其五)的远大抱负。另一方面，作为生活在东晋末年时期的知识分子，他更深地受到魏晋以来名士传统的影响，所以他又时常感到“目倦川涂异，心念山泽居。望云惭飞鸟，临渊愧游鱼”(《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表明了他厌倦尘世的人生态度，最终退隐于田园。“入世”与“出世”的纠结、传统儒学和老庄思想的矛盾形成了陶渊明独特的思想个性，他有儒家的入世的精神，但不拘泥于儒家的经典章句;他深受老庄思想的的影响，但又不沉溺于玄言空谈。这一切表现在他的创作上又形成了他独特的审美理念，那就是追求“真我”，崇尚“自然”，这正是陶渊明诗歌创作的个性特征，也是他的创作魅力所在。“真”和“自然”的理念也正是正始美学思想的核心内容。本文拟从继承和超越两个方面论述正始美学思想对陶渊明诗歌创作的影响。
一、正始美学思想的形成与内涵
从文学史的角度说，正始时期是自魏明帝青龙元年(233)至魏元帝咸熙元年(264)。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
一是社会矛盾尖锐突出，社会动荡不安。曹魏与司马氏两大政治集团争权夺政，相互倾轧，封建统治阶层内部权利斗争非常残酷，已到白热化地步。面对这样的社会现实，正始文士们处在一种极度矛盾的境况中，一方面他们仍然眷顾于曹魏的皇权统治，却又害怕遭到司马氏集团的迫害甚至杀戮;另一方面，他们不满于司马氏集团排除异己、戮杀文士的恐怖政治，却又不敢公开站出来进行反抗。有的甚至于走向完全脱离现实的地步，陶醉于清谈、虚幻之中。而另一部分文士则以弃俗悖礼、怪诞放荡的行为对黑暗的政治进行消极的反抗。反映在思想上就是崇尚老庄，张扬玄学，追求内心的自由逍遥;反映在文学创作上则是不再直面现实，而是通过心灵与自然的沟通，追求一种理想中的人生境界。
二是文士的主体意识进一步觉醒。文士的主体意识是建立在文学的自觉意识基础上的。早在建安时期，文学的自觉意识就已经形成。文学突破了可以“兴、观、群、怨”(《论语。阳货》)的功能范畴，不再是只起政治教化作用工具，而是抒发个人情感，表现个人志气的的载体。这就标志着文学已不再是经学的附庸，而成为一种具有相对独立功能的表现方式。到了正始时期，由于社会政治的影响和文士的心理及人生观的变化，他们通过抒情言志来表达自己“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慷慨志气和渴望建功立业的政治理想，在文学自觉意识进一步增强的同时，文士的主体意识也更加明显。因此，以阮籍和嵇康为代表的正始文士们不再是依附于政治社会的仆人，而是主宰自己心灵世界和理想人生的主人。
三是新的美学理念开始形成。简单地说，美学理念指的是人们对美的认识和理解。西汉自武帝以来，一直是儒家思想占有“独尊”的地位，这就是“名教”下的美学理念。由于正始时期特殊的社会政治环境，原有的审美理念遭到严重破坏，司马氏集团的专权弄巧，肆意杀戮，使得具有完全主体意识的正始文士们已不再相信“君”、“礼”、“仁”的审美原则，而是着力探讨如何突破“名教”的束缚，超越现实的羁绊，追求精神的绝对自由。以何晏和王弼为代表的学者大力倡导玄学，崇尚“老庄”，而以阮籍和嵇康为代表的“竹林七贤”，聚于竹林之中，饮酒作诗，谈玄论理，誉道毁儒，崇“老庄”而弃“名教”，追求一种纵情适意的生命状态。这里的“真”指无任何杂念的完全出自于本心的“真我”;这里的“自然”是指不受任何干扰和束缚，顺应“本真”的自由自在的境界。其核心内涵就是超越现实及现实的一切束缚，寻求精神的绝对自由和完全人格的独立，从而进入一种逍遥忘我的境界。陶渊明的田园诗正是继承这一美学思想结出的硕果。
二、正始美学思想对陶渊明诗歌创作的主要影响
陶渊明主要生活在东晋末年。这一时期的社会政治背景与正始时期十分相似。晋宋易代之际的政治权力斗争更加激烈，魏晋以来形成的“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门阀制度更加严格，再加上连年军阀混战，社会动荡不安，使得知识分子出仕无门，建功无望。在这种条件下，陶渊明接受正始美学思想的影响便是自然而然的了。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以“真”为审美理念的人生态度。如前所述“真”是正始美学思想的核心之一。这里“真“不仅是指一般的客观真实，而是指完全超越了现实的束缚、自由独立的“真我”或“本我”，或者说是一种沥除了尘世杂念的人格本体。(《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可见矛盾和痛苦一直纠结在他心里。直到最后一次挂冠而去，返归田园，他才感觉到了脱离“樊笼”重返“自然”的轻松和喜悦。这时的陶渊明已经沥去了尘世杂念，摆脱功名羁绊，达到了“真我”境界。(《归田园居》其一)，其中的“方宅”“草屋”“榆树”“桃李”“远人村”“墟里烟”“狗吠”“鸡鸣”等意象构成了一幅田园生活实景图，真实自然，没有一点造作。“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开春理常业，岁功聊可观。晨出肆微勤，日入负来还。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田家岂不苦，复获辞此难。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盥濯息檐下，斗酒散襟颜。遥遥沮溺心，千载乃相关。但愿长如此，躬耕非所叹。”(《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写的是农家劳作过程的艰辛，言的却是只有通过辛苦耕作才能获得衣食生活以及劳动快乐之真理，娓娓道来，循循善诱，毫无半点强辞。(《移居》其二)诗中所流露的喜悦之情出于真心，溢于言表。“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狭道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归田园居》)好一幅带月荷锄晚归图!直真实到仿佛与诗人对面可遇。以上诗中所写皆为真景，所抒皆为真情，所言皆为真理，这些都是源于陶渊明把水晶般透明的“真我”融进了其中，从“真”这一审美理念出发去观察和识别周围的人和物，用“真”的光芒映照和滋润其诗，才使得他诗中所表现的景、情、理格外真切感人。
2、以“自然”为审美追求的创作原则。这里的“自然”在老庄哲学思想里不是等同于客观存在的外在世界，而是指非人为的、自然而然、未经任何异化和干扰的状态。自然”也是正始美学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正始文士提出的所谓“越名教而任自然”、“越名任心”就是企图在这种“自然”的状态中完善“真我”。陶渊明希望通过追求“自然”返归和保持自己本来的、不被异化的天真性情，所以他的诗是率性而为，用句不讲究雕饰斧凿。由“自然”而发，缘“自然”而收，没有半点造作之处。他的《归田园居》(其一)中“方宅”“草屋”“榆树”“桃李”“远人村”“墟里烟”“狗吠”“鸡鸣”诸个意象仿是佛信手捡来，表面毫不相干，却又各得其所，自然妥帖，好像原本就该如此。其中有动有静，有远有近，有声有色，有外有内，有虚有实，活脱脱一幅自然灵动的田园村居图!在《归田园居》其二中，诗人为我们绘描了一副“躬耕自画像”：“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使我们仿佛看到一个身着被露水打湿了的衣服，扛着一把锄头，在月光的映照下，沿着狭长的田间小道缓步而行的陶渊明正向我们走来!元好问评价陶渊明的诗“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论诗绝句三十首》其四)，可见陶渊明的诗岂止“自然”，简直“天然”!
3、以“意”为审美目标的艺术境界。“意”从理论上讲是一个哲学论点，是指“自然”的最高境界。是出自于“真”又完全超越了现实意象的一种至大至高、至纯至美的境界
，也是艺术的最高审美目标。老子所谓“大音稀声”“大象无形”说，庄子所谓“得意忘言”说都是这一论点的理论支撑。正始时期，基于老庄思想的“得意忘象”说更是进入到诗歌创作的范畴，成为文士们积极倡导和努力实践的的美学目标，对后来的诗歌创作起了重要影响。(《赠秀才入军》其十四)，其中的“目送归鸿，手挥五弦”是嵇康对理想人格的写照，也可以看做是对“得意忘象”这一艺术境界的的最好诠释。陶渊明同样继承了这一美学追求，最有名的就是他的《饮酒》其五：“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诗人首先写出“心远”的结果和感受：只要远离世俗，不受功利干扰，即使处于“喧”境也如同居于偏僻之地一样安然雅静。其中的“心远”即是一种“真”，只要抱璞守真，就能达到“地自偏”的境界。“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其中“菊”和“南山”是自然意象，本属平常事物，但当它们与“真”(“心远”)融合，便由此进入了一个更高的美学境界——“此中有真意”!正如《古学千金谱》所说：“篱有菊则采之，采过则已，吾心无菊。”“山花人鸟，偶然相对，一片化机，天真自具。既无名象，不落言诠，其谁辩之。”。这首诗的意境博大洪远，既有诗人对“真”的理解和对人生的感悟，也有对“自然”的向往和对生命个性的张扬!而这一切又都归于一个“忘”字!可见其境界之高妙，心意之玄远。元好问评价道：“君看陶集中，饮酒与耕田，此翁岂作诗，直写胸中天。”(继愚轩和党承旨雪诗))。陶渊明把自然之景化为心中之境，再把心中之境化为无限之意，给后来的读者留下了广阔的想象和体味的空间。在陶渊明的诗中，看似平常的自然意象，如前面引述的“方宅”“草屋”“榆树”“桃李”“远人村”“墟里烟”“狗吠”“鸡鸣”以及他笔下经常出现的返巢的春燕、床上的鸣琴、壶中的浊酒、天上的孤云等无不闪烁着理趣的光泽，成为表现诗人的得“意”之“象”。后人评价“陶渊明直是倾倒所有，借书于手，初不自知为语言文字也，此其所以不可及。”(《玉涧杂书》卷八)。陈师道也说：“渊明不为诗，写其胸中之妙尔。”(《后山诗话》)。陶渊明的诗之所以能具有如此高妙的艺术境界和魅力，与他的抱璞守真的人生信念，崇尚自然的审美追求，超然物外的生活态度紧密联系，才能化平淡为神奇，超自然而成“真意”!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不可多得多见的。
三、陶渊明对正始美学思想的超越
由上面论述可见，正始美学思想对陶渊明的诗歌创作有着深刻的影响，这是不争的客观事实。但是任何一个杰出的艺术家都不可能仅仅停留在继承的基础上，陶渊明作为一个中国文学史上杰出的诗人，也绝不仅仅只是继承，更有超越。陶渊明对正始美学思想的超越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对美学理想的超越——超凡不脱俗。如前所述，正始美学思想的核心是“真”与“自然”。在正始文士们看来，“真”是内敛于心的修炼，“自然”是“真”的外化表现，两者本质虽同，却属于不同的层面。正始文士们面对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自觉无力于与改变现实、拯救社会，于是他们一方面退归内心，倡导“越名任心”，追求主体精神的绝对自由和“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似的心灵境界。另一方面，他们倡导“越名教而任自然”，追求“席天幕地，纵意所如”(《大人先生传》)的生命形式，所以放浪形骸，狂诞不羁，以此挑战世俗，超越现实。表现在创作上就是努力在诗中创造一个庄子逍遥游似的理想境界作为解脱现实苦闷的精神慰藉。(《移居》二)，在春秋之际、农务闲暇之时，诗人与邻里乡亲登高赋诗，饮酒言笑，自然而快乐。“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写出了诗人与邻里关系的亲近融洽、无拘无束。这里表现的是闪耀着人性光辉的“真”，是可以直走进去，参与其中的纯美的“自然”。与正始文士们笔下只存于心的隐晦寄托、艰涩玄远、令人难以走进的“自然”相比，陶渊明的诗更显得清纯自然、高妙有趣。他的美学理想不仅仅是镜中看花，水中观月，而是把自己化入了自然之中，心境与物镜完全溶为一体，达到了物我合一，“物我两忘”的最高境界，这时正是文士们想到而没有达到的。
2、对创作风格的超越——愤世不疾俗。正始时期恐怖混乱的社会现实与文士们的美学理想尖锐对立，所以他们的诗歌多愤世嫉俗之作，抒写对现实的不满和无奈。(阮籍《咏怀》其七)，反映了诗人对正始时期时政混乱、世人无节的幽愤和哀伤。(《答郭二诗》其三)。抨击了大道不行、权智相倾、政治黑暗的恐怖现实，激愤之情溢于言表，表现出与社会现实的格格不入。反观陶渊明诗，也或有大志难酬的愤懑：“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杂诗》其二);有贫穷困顿的无耐：“夏日抱长饥，寒夜无被眠”(《怨诗楚调示庞主薄邓治中》)(陶渊明《读山海经》)。因为心中有“真”，才能达到“俯仰终宇宙”境界。诗中所写充满对“真”的喜爱和对“自然”的赞美，无愤世嫉俗意，惟陶然自得情。哪怕是面对死亡，他也是“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愁”(《形、影、神》)，表现了他格高千古的情怀。他的诗质朴无华，少有尖刻晦涩之词和雕饰斧凿之句，平淡自然，韵味深厚，极尽语言的纯净之美，也为后世的田园诗写作做出了风格典范。
陶渊明不愧是我国文学史上最杰出的诗人之一。他的田园诗继承了正始美学思想中“真”与“自然”的理念，又成功地将“真”与“自然”升华到至纯至美至大的最高境界，实现了对正始美学思想的超越。他抱拙守真，却不同于正始文士们的“愤世嫉俗”，而是把“真”融于自然之中;他崇尚“自然”，却不以放荡不羁为标榜，而是用冲淡平和之心示人。他是“越名教而任自然”美学理想的真正实践者，也是将“真”与“自然”化为美学意境的第一人。他在将自然艺术化的同时，也将自己的人格艺术化，树立了格高千古、垂范后世的典型形象。“正始之音”、“魏晋风流”早已定格在历史的某个时代，而陶渊明创作的“真”与“自然”融为一体的田园诗却千古流传!(作者单位：安徽广播电视大学滁州分校)
参考资料：
[1]《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上、下(中华书局1962年8月版)
[2]《中国古代文学史(一)》罗宗强，陈洪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版)
[3]《中国古代美学史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7月版)
[4]《中国古代是发展史讲话》王瑶著(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年5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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