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是一篇环境论文，主要对生态危机的根源和应对策略管理做了介绍。本文选自：《环境科学研究》,《环境科学研究》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主管、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主办的综合性学术期刊，主要刊登环境科学领域的新成果、新技术、新方法，环境管理的新理论、新经验，以及反映环保领域热点问题的学术论文;通过特别约稿及时讨论环境重大问题及重要学术理论。
摘要：生态马克思主义把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于资本主义制度，认为要解决生态危机就必须从根本上废除资本主义制度，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生态危机的揭示无疑是深刻的。但是，能不能笼统地说，生态危机的根源就是资本主义制度? 我国是社会主义社会，也存在着十分严重的生态危机。如果依据上述观点，我国的生态危机也根源于资本主义制度吗?不可否认，生态帝国主义对发展中国家的生态危机负有一定的责任，但是如果把我国生态危机的根源也归结为资本主义制度，不是没有分清我国生态危机的主要原因与次要原因，就是回避矛盾，有意推卸责任。必须认识到我国国情的特殊性，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和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生态危机要进行具体分析。
关键词：生态危机,环境工程,环境管理,环境论文
一、生态危机根源于资本主义制度吗
学术界对生态危机根源的探讨出现了不少成果，一般都是吸收生态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为生态危机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制度。如崔永杰介绍了英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戴维·佩珀的观点。佩珀肯定了马克思的生态思想，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导致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因为资本主义的成本外在化倾向直接导致了生态帝国主义的产生，加剧了世界范围的生态危机。解决这一危机的出路在于废除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生态社会主义。吴苑华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学价值观进行探讨，认为西方工业文明因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本性深植于自身，而不可能缓解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反倒直接导致了人类陷入更加深重的生存危机之中。西方发达国家选择生态文明，实际上是以生态文明掩盖生态帝国主义的本性。通过假借发展生态文明，掠夺、侵占和控制他国的生态资源，把一些高能耗、高污染的企业迁移到发展中国家，把自己的发展成本转嫁到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生态帝国主义是帝国主义的新形态、新变种，比工业帝国主义的危害更深刻、更持久、更广泛，其手段也更加隐蔽。吴苑华认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是工人阶级异化的根源，是生态资源无节制消耗的真正根源。
有些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也认为，生态危机根源于资本主义制度。如陈学明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生态世界观是当今世界唯一能指引人们消除生态危机、建设生态文明的思想武器。陈学明分析了马克思的《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认为马克思的生态世界观最有价值之处，是论述了生态危机是由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由资本主义的利润原则，由资本逻辑带来的。解决生态危机的最终出路，就是变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人类要消除生态危机，在人与自然之间建立起真正和谐的关系的最大障碍就是资本主义制度。马克思的生态世界观对当今人类的最大启示，就是如果不触动资本主义制度，要摆脱生态危机就只能是梦想。消除生态危机就是一场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人类反对生态危机与反对资本主义应当是同步的。
二、西方生态危机根源于人与自然对立的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
西方社会的生态问题是伴随着工业革命而出现的。工业革命结束了农业文明而创造了全新的工业文明。在工业文明时代，科学技术得到迅速发展，人类的生产力水平得到极大的提高，从过去被动地适应自然转向积极干预和改造自然。人类凭借机器设备等技术手段大规模地开采和利用自然资源，把自然看作是可以无限制地掠夺和征服的对象，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来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欲求。人类陶醉于改造自然的成就之中，又进一步强化了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这种价值观片面强调人的主体性，把自然看作是被动的可以被人类征服和掠夺的对象，把人与自然对立起来，强调人类价值的独特性与优先性，自然是从属的服务于人的对象，忽视了自然作为独立系统的客观性和规律性，特别是忽视了人对自然的依存性和人与自然的密切联系。在这样价值观的支配下，人类开始对自然进行无节制的开发和利用，为了满足人类自身的私欲，向自然界不断地索取人类可利用的各种自然资源，导致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的破坏。而生态环境的破坏不仅影响着资本主义的再生产，甚至也影响着人类自身的生存。
由此看来，西方生态危机表面上是由于资本主义工业化的生产方式，而本质上是由于人与自然主客对立的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因为人的生产活动是受价值观支配的。工业革命之前没有出现严重的生态问题，不是由于当时不存在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而是由于当时科技的落后制约了人的生产能力，使人类对自然的改造和破坏还不至于产生生态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讲，只要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存在，就必然会出现生态危机。至于说这样的生态危机是发生在封建社会还是发生在资本主义社会，又与生产力水平有一定的联系。在西方，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是有久远历史传统的。
古希腊的普罗泰戈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就认识到了人的价值，要以人的需要欲望作为衡量事物价值的标准。后来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都注重发挥人具有理性的特点，而且认为人的欲望应该服从于人的理性。不过，同时仍然存在着伊壁鸠鲁学派注重享乐的价值观。在中世纪反对宗教神学的过程中，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造成了物我二元论的产生，人是可以认识改造世界的主体，而自然则是被认识和改造的客体。由此加剧了人类认识探究自然的活动。培根提出的“知识就是力量”以及牛顿建立的经典力学体系都进一步强化了人与自然的对立。启蒙运动又高扬了人的主体意识与自由精神，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的观念成为资产阶级冲破封建藩篱的思想动力。独立、自由、平等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内化到人们的行为当中。“人是目的”( 康德) 的意识形态为人们反对封建神学、摆脱政治压迫、获取自身解放无疑起到了积极的进步作用。但是启蒙理性在强调个人主体地位的同时，把人和自然的关系推向了二元对立的境地。人对自然的敬畏感消失，自然成为单纯的对人有用的存在物。同时，“人是目的”观念也暗示着其他皆为手段，其他皆可以成为人追求自身幸福权利的手段，这种观念也助长了人类中心主义。“在资本追求利润的推动下，人开始了对自然前所未有的征服。人在自身社会环境中获得解放的巨大力量转化成征服自然过程中的巨大动力，并且走过了头，衍生出一种巨大的对自然生态的破坏力。”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促成了人追求自由、平等权利的主体意识的觉醒，同时也为人对自然进行控制和掠夺提供了合法性的理论根据。
三、中国生态危机根源于采用了西方工业化的发展模式
中国生态危机的出现是在20 世纪90 年代，比西方晚了半个世纪。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国一直都是个农业国。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有利于实现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循环与平衡。另外，中国传统的建筑多为土木、石木、砖木结构，这种建筑形式最大程度地保持了人居环境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协调。虽然在历史上也都存在人为的战争和自然灾害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但通过一段时间的自然修复，生态环境还可以恢复如初。因此，在我国的工业化开始之前，是不存在当今意义的生态问题的。
